急於“懲罰”政府的代價會是帶來更大的經濟衝擊。因為頻頻換政府會導致政策頻繁變化和決策的不確定性,從而影響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及經濟發展。
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民眾信任朝廷”,雖然在孔子看來在危機時可以先“去兵”再“去食”,因為民信是最大的;可是,歷史讓我們看到民生與民信的關係緊緊相連,不可分割。
有鑑於此,政治學之父亞里士多德在2300年前就在他的著作《政治學》裡提出經濟穩定與政治穩定的密切關係。
儘管沒有分析員或政治學者敢誇口預測6州選舉的結果,但媒體人員在6州走訪探風向的結果都顯示國盟掀起的綠潮不斷在馬來社區中擴大。許多受訪者都表示生活成本在疫情後不減反增,人民的經濟壓力與安華政府所畫的經濟復甦大餅如同天懸地隔,因而對團結政府感到失望。
那麼,我們應該問“經濟穩定是促成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呢,還是政治穩定是經濟穩定的根基?”簡單來說,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是複雜也相互影響的,很難簡單地確定哪個先發生。在通常的情況下,兩者之間不存在絕對的先後關係,而是相互促進和依賴的關係。
如在80年代的敦馬很幸運,因為當時大馬的經濟發展迅速,吸引大量的投資和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穩定的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享受到更多的經濟福祉而對政府更加滿意,從而有助於政治穩定。
而在某些情況下,政治穩定可能先於經濟穩定。因為穩定的政府有利於制定長期的經濟政策和規劃,為投資者提供信心並且推動經濟發展。如近年來香港因政治不穩定而大大削弱了香港作為亞洲首要經濟中心的地位。
有鑑於此,外在的環境因素是理解經濟穩定和政治穩定兩者間先後關係一個重要的考量。
筆者認為不可以拿慕尤丁政府在危機管理中撒錢的政策與安華政府在復甦中謹慎預算的政策相提並論,因為安華政府面對後疫情全球大環境依然低迷與重啟經濟的挑戰。如俄烏戰爭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是導致生活成本持續高漲的主因之一,這也是全球所面對的挑戰。
筆者在今年4月安華訪華簽署了19份總值1700億令吉投資額的“諒解備忘錄”時就提出了畫大餅來製造良好氛圍的危機,因為當人民所感受到的與政府所宣傳的不一時就會產生負面的觀感。話說回來,團結政府也僅僅執政了8個多月,筆者認為人民應該給團結政府足夠的時間來落實其承諾。
所謂“派錢容易,賺錢難”,過去政府所派的錢和種種的福利最終將由人民來買單。故此,人民不該眷念政府撒錢和讓人們領取公積金的寬鬆政策;好的政府應該透過經濟轉型與策略,以吸引投資與提升經濟為人民帶來可持續性的福利。
反之,急於“懲罰”政府的代價會是帶來更大的經濟衝擊。因為頻頻換政府會導致政策頻繁變化和決策的不確定性,從而影響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及經濟發展。再者,政治動盪還可能引發社會不安定,在國際舞臺上失去競爭力。
筆者盼望安華政府可以透過這股綠潮看清其執政的弱點,把重心放在經濟與民生課題,而不是被反對黨以3R課題牽著鼻子走,與人民的期待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