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打灵再也4日讯）全民共识（MN）署理主席拿督祖莱达指出，民主行动党是向前首相敦马哈迪施压，导致敦马辞去首相一职的其中一方。
她是针对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日前指该党自敦马哈迪在第14届大选后出任首相时，就不曾撤回对马哈迪的支持，发文告这么指出。
她说，由始至终，行动党所支持的是现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而非马哈迪。
“或许陆兆福忘了，行动党就是向敦马哈迪施压，让他辞去首相一职的其中一方。”
她说：“2019年5月10日，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在山打根补选的讲台上说，若敦马哈迪不尽快将首相职位交给安华，他将会辞职。”
她指出，这只是其中一项主要的证据，证明在希盟于2018年赢得大选后，行动党对当时的希盟政府并不真诚。
“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行动党领袖的言论，让希盟许多政党感到不舒服，并开始质疑行动党的真实意图。”
她认为，若当时未向马哈迪施压，马哈迪肯定不会辞职，也不会计划这么做。
“因此，我提醒陆兆福和其他行动党领袖，在敦马哈迪执政22个月后辞职的课题上，做了坏事却装聋作哑（lempar batu sembunyi tangan）。”
祖莱达认为，行动党支持马哈迪政府的态度不真诚，是直接导致马哈迪辞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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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课税的压力能透过政府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或者最低限度，维持或增加必需品的津贴来有效抵消，所以高收入才能实施GST的说法很荒谬，这会让坊间合理怀疑政府不愿重启GST是因为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如果我说，税制改革是我国自前首相马哈迪第一次执政结束后的历届政府都想办的事，你信吗？继承马哈迪1.0衣钵的阿都拉政府，不顾朝野强烈（包括马哈迪）反弹而强推津贴重组计划，除了逐步撤除鸡蛋、白糖、燃油等津贴，还在2005年开启了消费税（GST）法案的制定工程，拉开了税制改革的帷幕。这位如今已故的第5任首相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他最终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下黯然退位，并且由纳吉接替。
当民间、政坛和利益团体觉得，这位碌碌无为、不听劝的首相下台，日子应该会比较好过。然而，当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纳吉，可能在踏入布城，翻阅了摆在首相办公桌上的账目后，被现实敲醒，他竟然决意保留阿都拉的消费税法案，而这份法案还在他接任首相半年内顺利出台，甚至最终在2009年12月提呈国会展开一读。对于那场立法动作，民间与政坛一如既往的激烈反弹，最终迫使时任第二财长胡尼斯在2010年3月下议院复会前夕展延消费税法案的二读。
尽管在这之后，消费税法案面对各种阻挠（这份法案分别在2010、2011和2012年列入下议院二读议程，但这三次二读的安排都因为全国大选传言甚嚣尘上而被迫展延），但它最终还是在2015年正式落户大马。然后第14届大选来临，国阵被愤怒的选民轰倒，而希盟上台后也准备展开税制改革，除了一夜之间剔除消费税、恢复了原有的销售及服务税（SST），也在隔年成立了税务改革委员会，向政府建言如何扩大政府的税收基础。
喜来登事件后，国盟政府上台，时任首相慕尤丁因为疫情和较短的任期，所以无暇理睬税制改革。然而，在经历短暂的改革停摆期后，慕尤丁被逼宫倒台，取而代之的依斯迈沙比利成为第9任首相后，着手制定第12大马计划。这份计划就特地纳入了扩大税基、增加征税效率、研究新税种等财务改革。直至如今的团结政府，税制改革一样如火如荼的展开，往后提出了资本利得税、奢侈税等新税种、两度扩大SST税基，并且还推出了电子发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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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财务改革，是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回避的议题，而在这当中，税收作为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涉及政府、人民与企业的资源分配，所以是所有改革的基调。当然，税制的优劣是很难有定论的，所谓甲之蜜糖即是乙之砒霜，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立场和利益差异，而对相关的税制拥有不同的观感，比如GST就被首相安华批评为征税范围过广，只有国家实现高收入才能推行，但陷入逐年扩大SST税基困扰的商企，却觉得GST在机制上会更有效率。
这种认知与观感的差异令政坛与商界为此争论不休，特别是上周政府宣布扩大SST征税范围后，类似的争辩更是越演越烈，因为这次SST征税范围在大幅扩展后，已经导致市场上超过90%的商品及服务被列入课税的范围，而且税率不降反升。在征税范围广泛、平均税率偏高的情况下，财政部预计今年能够获得的额外税收也仅有50亿令吉，相当于政府2024年津贴RON95汽油的总开销的25%，尽管政府预计明年税收将扩大到100亿，但这也仅是今年RON95津贴的一半。
要注意的是，政府的行政开销是逐年递增的，其2024年在扣除津贴与社会保障开销后的开销高达2542亿，相比2023年增长了8.9%，这显示SST税基扩大对缓和国家财务压力的成效有限。另外，政府在今年首季度总共征收了129亿的SST，若按同季度2586亿的私人总消费进行初略估算，财政部在本季度所课得SST税务平均比例仅有4.9%，但SST有5%、6%和8%等三种税率，这意味着税收出现折损，这个数据在2024年更拉阔，全年课税比例仅有3.8%。
这即意味着SST的效率相当低落，人们消费时按照原本的税率消费缴税，但在税务层层累进后，那些税额可能就会无意间流向中间商、供应商，甚至是上游商企的账目里，造成消费者按税率缴付，但政府却无法取得对应的收入。至于GST，政府在2017年所征得税收为443亿，按7600亿的私人总消费折算，全年课税比例为6%，完全对应当时的GST税率，没有折损。所以，这两个税制一对比，GST的成效与效率显然远超SST，正因如此，要求重启GST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尽管有数据说话，兼任财政部长的安华也已承认GST更透明、效率更高，但部分论者依然觉得GST全民皆税的特质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更激烈的冲击，因此要求重启GST是在靠害。当然，这个说法没有错，但也没有全对，因为其一，大马的财务改革如火如荼，然而，税制改革是基调，保留低效的税制，税率既不降低、商品与服务的课税范围又扩大到90%，在这种情况下，商企被开征的SST自然又会回落到消费者头上，但这笔税项到了税收局又有折损。
政府忙了一整年，只取得不到5%的收成，但问题是，消费者却是按这个税率消费的，这是为不公。其二，GST法案用了6年来拟定，再加上1年筹备期、两年实践期，税制已趋稳，而且由于全民皆税，所以数额既透明也稳定，方便政府针对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来拟定针对低收入者的援助项目，让资源分配得更公平，而SST的抵效可能需要政府推出其他新税种来弥补，增加人民在其他领域的财务负担，这是为不平。
当然，这两点并不意味SST一无是处，但从税收公义（tax justice）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的税制必须拥有平等课税、公平税负和税收效能化等三大特质，而GST显然比SST更切合税收公义，因此GST是大势所趋。另外，全民课税的压力能透过政府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或者最低限度，维持或增加必需品的津贴来有效抵消，所以高收入才能实施GST的说法很荒谬，这会让坊间合理怀疑政府不愿重启GST是因为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